至宋明无论性即理（理学）还是心即理（心学）皆心性之学，而佛、道二教同样大讲心性，而心性之学为三教共同之理论基础，故三教归一之说实依于此心性本体论。
（《涅槃经集解》卷51，见《大正藏》第37册，第533页中）宝亮在讨论涅槃之体时，提到了体相和用，即涅槃之体相没有规定性，这一点与虚空相同，但与虚空不同之处是涅槃之体相还有其用，即常乐我。因为关于体义的思考仅仅停留在体一义异而没有到达相即的高度，所以最终被体-德体-用范畴所取代。
在这种概念框架中，体意味着法身，而德则意味着般若和解脱。体用义的说法，从形式上看，似乎是把体用和体义概念糅合在一起，新创造出的一组概念。第五云：二谛以中道为体。体用作为思维工具，比之体义更具有普适性。体者圆极妙有之本也，德者波若解脱之流也。
[13]张文良，2019年：《南朝成実宗における二諦説——杏雨書屋蔵·羽271〈不知題仏経義記〉の二諦義を中心に》，载《東アジア仏教学術論集7》，東洋大学東洋学研究所。（《敦煌秘笈影片册四》，第160页，羽271号写本，第8号图版，第9-12行）德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，在佛教语境中往往表达主体的属性和功用，与用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。关于朱子改亲民为新民是否适宜，当时就有门生提出这个问题，直接问朱子：程子之改亲为新，何所据?子之从之，又何所考而必然耶?且以己意轻改经文，恐非传疑之义，奈何?2朱子则回答说：若无所考而辙改之，则诚若吾子之讥矣。
一、朱子改亲民为新民的原因和依据《大学章句》是对《大学》的守正创新。由此观之，朱子更为看重身教的示范作用，而不是简单的言传。5 赵法生:《〈大学〉亲民与新民辨说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11年第1期。朱子说：若论了得时，只消‘明明德一句便了，不用下面许多。
（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4页）也即，明德是本体，明明德是内圣之事，新民是末，是外王之事。首先，来看新民之所以可能的第一个因素。
从这个角度讲，虽然上之人和下之人存在阶级立场的对立和具体目标的差异，但在新民问题上有着求同存异的可能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六，第390页）由此可知，朱子是赞同新民必本于在我之自新的说法的。（《大学或问》，第509-510页）朱子的回答不仅阐明了改亲民为新民的依据及其可靠性，也间接表达了改动的原因。就学者修己治人而言，朱子通过诠释新民展现了大学之道、为学之法，不仅为人们明明德、新民、止于至善指明了方向，还指出了具体实现方式和现实路径，这对于君子得闻大道之要和小人得蒙至治之泽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还具有方法论意义，同时指明了新民的两个向度：一是返本开新，二是借鉴外来。如果能将此二者结合起来，必能赋予新民以新时代意蕴，激活其历史生命力。人本身固有的东西，只要肯下功夫、只管做去，便可以实现自新新民。按照朱子的说法，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，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
在谈论礼让为国时，朱子说：自己礼让有以感之，故民亦如此兴起然后有所之，即意向性（intentionality），亦即意志。
上文孟子谈到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的恐惧情绪、我亦欲正人心的救世情怀、其所根据的是非之心的本真情感，都凸显出孟子诠释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，那就是情感。（二）缘情说诗上述缘情知言在经典诠释中的体现，就是孟子的缘情说诗——总是从情感出发去诠释经典。
《礼记》确认，惧与欲属于七情：何谓人情？喜怒哀惧爱恶欲，七者弗学而能。显然，毛亨的说法既符合心理规律，也符合孔孟的情感诠释思想。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[108] 陈嘉映：《谈谈阐释学中的几个常用概念》，《哲学研究》2020年第4期，第11‒19页。[24]《孟子注疏·尽心上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767页。颂同诵，朱熹集注颂，‘诵通[94]。
此篇记载武王伐纣，血流漂杵，极为血腥，故孟子不尽信。[51] 朱熹：《孟子集注·万章上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306页。
（二）经典诠释的目的：正人心与邪相对的是正。[41]《孟子注疏·告子下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756页。
孔子不选择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，而选择鲁之《春秋》，是有深刻原因的：一方面，晋国、楚国都是春秋五霸之一，正是孔子和孟子所批判的专制霸道。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。
综上所述，看起来是人在创造经典、诠释经典，实质上却是生活在创造经典、诠释经典：生活在通过诠释而创造经典。这里，认知者和被认知者都牵连在同一阐释过程之中。其兄关弓而射之，则己垂涕泣而道之，无他，戚之也。[11]《尚书正义·周书·武成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85页。
有学者说：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，其真切地逼近《诗》篇之‘志，也只是作为自己的‘支援意识，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‘集中意识——所谓‘意也。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
学者指出：这种价值判断首先是诠释者之‘意，如果作者也有相通的心性，那么诠释者之‘意与作者之志就能够达成一致，两人心同理同、莫逆于心。这看起来类似于伽达默尔所谓‘Hermeneutik的工作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，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，从一个陌生的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语言的世界[102]。
[50]《孟子注疏·题辞解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663页。[71] 李凯：《孟子的诠释方法及其应用》（上），《儒学全球论坛（2006）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2006年4月，第375‒388页。
[⑥]《孟子注疏·公孙丑上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686页。如赵岐注：在三皇之世为上，在五帝之世为次，在三王之世为下。[78]显然，孟子认为：经典诠释就是一个由详返约的论辩过程。黄玉顺：《生活儒学导论》，《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——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8‒40页。
这种意义不是现成地取来的，而是孔子赋予的，此即托文赋义，即对意义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构造[83]。[28] 许慎：《说文解字·力部》，辨属于宋代新附字，中华书局1963年版，第293页。
[77]这里所谓详说之说，即指辩说。[88]《论语注疏·八佾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67页。
最早对孔子《春秋》大义进行揭示的是《左传》：《春秋》之称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[85]。事史是说关于春秋五霸当中的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事实、史实。
